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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利于独立公正的开展审查。

不能主张者、动议者提出什么，人大就审议通过什么。[11]这个表述对科学界定人大与其他立法主体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是很必要的。

有改革就必然有反对改革的不同意见，也不可避免地有因盲动而产生的改革动议。要真正实施这条规定，需要在很多方面加以明确。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人大通过的一些改革性立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纷争，需要引起警惕。其四，委员长会议通过的方式是什么，并不明确，法律既没有规定委员长会议以审议和表决方式集体行使职权，也没有规定委员长会议实行其他的工作体制机制，但无论是集体行使职权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使职权，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都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很少一部分，在一个投票完全平等的合议机关中，少数成员以法律缺乏规定的方式通过一项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再让绝大多数成员去执行，欠缺法理和制度依据。第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善于，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党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将自己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

可以说，制定一件法律法规，要经过复杂的、环环相扣、逐步递进、既开放又相对封闭的系统性程序。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真正以规划和计划主导立法的是委员长会议而不是常委会。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当区分政治和法律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过程。

我国《宪法》第70条规定[23]，全国人大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当然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机构作为必须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理由如下：第一，凸显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性。反之，改革则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中途夭折。同时，在合宪性审查期间，对于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应该继续执行。

另外，个别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请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批示。伴随执政能力的稳步提升，党将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

领导小组对个案的领导属于特殊情况，毕竟，大部分合宪性审查是针对普通法律文件，重大案件只是合宪性审查中的极少部分。否则，若采用其他设置模式，极有可能打破现有国家机构之间的运转惯性，造成宪法文本的大幅度调整，不利于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在微观层面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能够丰富完善救济渠道，有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18]佟德志：《司法权力的民主性悖论——美国违宪审查的民主性之争及其启示》，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52页。

如德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和宪法诉愿模式，在德国模式下，当特定当事人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结束之后，这一侵害行为始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当事人可以申请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以保护其宪法权利。一般而言，外交行为、国防行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机关的人事任免等，被绝大部分国家认可为政治问题。[38]夏正林：《合宪性解释理论辨析及其可能前景》，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301页。如申请人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以证明职务行为可能涉及违宪。

领导小组既能够担负起领导重任，又能够发挥甄别作用，作为必要的过滤手段，淘汰或押后部分不适宜的审查申请。[16]李琦：《司法审查正当性论争之辨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15页。

[27]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二则，高级领导人作为政治人物，本身就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督。

三十多年来随着宪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学界对于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大声疾呼，终于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打开了一扇窗。(五)    健全合宪性审查的程序机制 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法律原理和法律实践的精炼成果，也是法律思维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晶。摘要:  合宪性审查与宪法监督及宪法实施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合宪性审查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知，力图在今后大力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以捍卫宪法尊严、维护宪法权威。二则，在审查机构审查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若仍然缺乏明确的解释规范和解释程序，那么人大常委会将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解释宪法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就会增大，可能采用有利于自身的标准来解释宪法，将自己制定的法律解释为合乎宪法，削弱了合宪性审查的实际功效。按照现行宪法的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13]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1页。

另外，审查机构还应该秉持合宪性推定的原则审议职务行为，只有穷尽任何方式，仍然无法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时，方能认定职务行为违宪，以确保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宪性审查不仅需要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还需要审查法律的合宪性。

[37]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54页。因为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对它的解释必须慎重，不能随意让任何机关都解释宪法。

[10]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在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明显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是极少出现的，大部分涉嫌违宪的法律法规都可能只是极少数条文违反宪法精神、宪法原则，或者存在宪法争议。

[11]夏引业：《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蹊径吗——合宪性解释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与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8期，第109页。[10]合宪性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民渴望增加权利救济渠道的愿望，此时，增加新的公民权利救济方式，既包含现实意义又具有时代价值。第一，合宪性审查有利于监督宪法实施。一般而言，只有较高层级领导人的职务行为才能引发合宪性争议，此时的职务行为往往造成了重大政治影响，甚至引发宪法争拗。

[19]如果不能坚守这一原则，可能导致合宪性审查制度肇始之际，就面临大量的关于敏感政治问题的审议，使这一制度在萌芽状态即面临夭折的风险。[41]学界既不能简单地将以往违宪审查的若干原理套用于当下的合宪性审查，也不能不加区别地借鉴国外诸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制度。

如此，既能防止申请人借口合宪性审查恶意拖延、逃避执行，又体现了合宪性审查对司法裁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和尊重。因此，明晰合宪性审查与领导小组之间的关系，既是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也是合宪性审查工作有序推进的前提。

合宪性审查工作要想取得实质突破，应该设立专门的审查机构，明晰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之间的关系，明确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资格，厘清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健全合宪性审查的基本程序以及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13]这些差别决定了中外合宪性审查产生的制度环境不同，不同的土壤孕育不同的制度，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必须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框架模式。

当代中国宪法学人的最大使命，是能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拿出一套中国性宪法理论来，[42]以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有效展开助一臂之力。但凡法律或者法律文件不符合宪法精神，必定难以有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违宪法律作出的裁决也将侵害当事人的利益，违背依宪治国的初衷。缺乏合宪性审查机制，将诱发宪法实施面临的各种障碍，导致文本与现实宪法秩序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折损宪法权威。碍于宪法的基本架构，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绝无可能。

又如德国宪法法院根据1973年的两德基础关系条约案，将政治问题排除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外。众所周知，法律之所以享有较高的权威，离不开法律自身的制裁性，宪法亦然。

二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与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审查机构。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或必要的甄别措施，可能引发审查危机，导致违背审查初衷。

一般而言，具备宪法解释权的机关往往享有合宪性审查权，这两种权力犹如硬币的正反面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第二，领导小组对审查工作的集中领导。